中国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贸易发展及创新思路

当前,全球进入数字技术驱动和引领的技术创新时代,信息通信技术(ICT)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产业、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各国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制高点最为激烈的关键性领域,在各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ICT服务贸易是产业技术积累的重要来源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ICT产业通过开展技术引进、积极利用外资、国际信息技术外包、对外直接投资等多种服务贸易方式,有效组合全球信息技术创新资源,ICT服务贸易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已经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成为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最大的顺差来源。随着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ICT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导力量,也是推动贸易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全球科技竞争和挑战将更加严峻,尤其是受中美贸易摩擦、技术脱钩等因素的影响,ICT服务贸易和产业发展将遭遇更多困难。但是,我国具有世界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优势,ICT产业已经具备雄厚的基础和技术先进性优势。尤其是疫情之后,我国实施新基建计划,加快新一代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布局,将有利于把握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战略机遇,促进我国ICT服务贸易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中发挥重大作用。
一、我国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贸易的主要特点
现阶段我国ICT服务贸易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 ICT服务贸易高速增长,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
2005—2019年我国ICT服务贸易年均增速达22.81%,2019年ICT服务进出口额807.6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额比重为10.3%。从出口层面看,2005—2019年我国ICT服务出口保持年均25.2%的高速增长。2019年ICT服务出口额538.6亿美元,是2005年(23.3亿美元)的23.1倍,同比增长14.5%,占我国服务出口额的比重由2005年的3.0%上升到19%。2005年我国ICT服务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仅为1.3%,低于印度(9.5%)、美国(6.5%)和德国(6.3%),2018年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达8.3%,仅次于印度(10.2%),成为全球ICT服务第二大出口国。从进口层面看,2005—2019年我国ICT服务进口增幅明显小于出口,年均增速19.5%。2019年ICT服务进口额达269.0亿美元,同比增长13.2%,是2005年(22.2亿美元)的12.1倍,占服务进口总额比重的5.4%。我国ICT服务贸易一直保持顺差,也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最大顺差项,2019年顺差达269.6亿美元,是2005年(1.02亿美元)的264.3倍,对于优化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和改善贸易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表1)。2020年一季度,在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服务出口增速下降7.3%的情况下,ICT服务出口仍逆势上扬,同比增长10.9%。2. 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贸易异军突起
我国ICT服务出口结构不断改善,基本形成了软件、集成电路、电商平台、云服务、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服务出口多元化格局,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贸易表现优异。2020年一季度,在遭遇新冠疫情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增速下降7.6%的情况下,ITO中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服务、云计算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等数字服务离岸执行额,同比分别增长213.6%、16.2%和14.5%。2019年以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应用出口执行金额达11.5亿美元,同比增长154.53%(表2)。Synergy报告显示,我国云提供商拥有亚太地区公共云市场40%的份额,其中阿里云2019年营收52亿美元、增长63.8%、全球市场份额占比4.9%,在Canalys发布的2019年全球云市场排名中列第四位,仅次于亚马逊云(346亿美元,占比32.3%)、微软云(181亿美元,占比16.9%)、谷歌云(62亿美元,占比5.8%)。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统计,2018年我国第三方跨境支付机构跨境互联网交易额超过4900亿元,同比增长55%,预计到2020年第三方跨境支付行业规模将突破万亿元。移动应用数据和分析平台App Annie公布2019全球月活跃用户数前十名的App中,支付宝成为非社交类App第一名。2019年支付宝的全球用户超过10亿,保持20%的增长,目前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可以使用支付宝消费。2019年微信支付覆盖60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6种不同货币直接结算。Synergy Research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超大规模提供商(Hyperscale Providers)运营的大型数据中心504个,是2013年的3倍;美国仍占据主要云和互联网数据中心站点的近40%,其次是中国、日本、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合计占32%。2019年上半年全球区块链企业申请专利数量前十企业有7家来自中国,其中,阿里、中国平安分别以322件、274件专利排名第一、二位,前100名企业中我国占67%,美国占16%①。截至2019年,我国卫星导航专利申请量累计7万件,居全球第一位。其中,北斗系统作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四大核心供应商之一,2019年相关产品和服务已输出100余个国家,其中“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和地区。基于北斗的土地确权、精准农业、数字施工、车辆船舶监管、智慧港口解决方案等,已经在东盟、南亚、东欧、西亚、非洲地区得到应用,目前,我国已建成并开通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向全球提供服务。3.ICT企业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
我国已经涌现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ICT服务企业。这些企业逐步由单纯的硬件设备制造商,向软硬件一体化的服务型制造商转型,尤其是软件企业不断拓展融合应用,加强产业链协作,整合上下游和跨领域资源,不断增强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对全行业的支撑和引领带动作用日益突出。2020年1月,工信部发布的《2019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软件百强企业共完成业务收入8212亿元,增长6.5%,其中1/3以上的企业收入增长超20%。2019软件百强企业R&D投入强度均超过10%,研发人员合计67万人,占从业人员比重超过60%,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数量达13万件,同比增长50%以上。软件百强企业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开源软件等新兴领域加速成长。如华为、阿里、浪潮、用友等企业纷纷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软件业正加速与传统产业融合,传统企业的信息技术能力快速增长。如,此次排名前十的软件企业是:华为、阿里、百度、腾讯、中通、海尔、京东、中兴、浪潮、中软,其中海尔列第6位,标志着该企业已经由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型制造升级。此外,深圳大疆、大族激光也跻身前30。随着云计算、大数据、AI等技术逐步向制造业渗透,更多制造企业将拥有软件开发能力并逐步成为企业营收的重要来源。从企业性质看,内资企业已经超过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成为ICT服务出口的主力军。从2016—2019年我国软件出口看,2019年内资企业软件出口执行额225.57亿美元,占比51.88%,较2016年提升3.9个百分点,其中民营企业占比达49.4%;外资企业软件出口执行额169.58亿美元,占比39%,较2016年下降1.6个百分点,软件业由外资主导向内资主导的重大结构性变化,体现出通过长期承接离岸软件和信息技术外包,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不断提升,已经形成内生增长的产业发展格局(表3)。4. 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共同拓展的新格局逐步形成
我国ICT服务贸易市场主要集中在美欧日发达经济体和周边区域,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务实推进,沿线国家的新兴出口市场正在快速拓展。从软件出口市场看,2019年我国软件出口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美国、欧盟(28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德国、英国和爱尔兰,执行额合计占比达90.4%,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我国对美软件出口执行金额仍列第一位,说明双边供应链的相互依赖性较强。2019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软件出口额70.38亿美元,占比16.2%。从离岸服务外包市场看,美国、欧盟传统市场和“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均保持较高增长。2019年,作为前三大发包市场,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合计占发包总额的54.5%。我国企业承接美国和欧盟服务外包的执行额,分别为1325.8亿元和1111.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3%和17.6%,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1249.5亿元,同比增长12.4%(表4)。二、我国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贸易面临的主要机遇与挑战
“十四五”时期,我国ICT服务贸易发展存在诸多有利因素,但也面临更严峻的外部环境挑战和国内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国际环境层面的机遇与挑战
1. 机遇
第一,全球ICT服务贸易快速增长,发展格局和竞争格局正在悄然变化。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数据,2005—2018 年全球ICT服务出口总额从1750亿美元增长到5682.5亿美元,年均增速达9.5%,高于全球服务贸易年均出口增速3.3个百分点,占全球服务贸易比重从2005年的6.6%增加到2018年的9.7%。从发展格局来看,全球ICT服务出口主要集中在欧洲、亚洲和北美洲,2018年三大地区的ICT服务出口占比分别为58.73%、30.56%、7.50%,出口总额占世界的89.91%。其中,欧洲持续保持ICT服务出口第一,2018年出口额达3337.3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58.73%,全球ICT服务出口额前30位国家和地区中欧洲占16席。亚太地区成为全球ICT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驱动力。2011—2018年全球ICT服务出口年均增长率为6.4%,亚太、南美、欧洲、北美和非洲ICT服务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82%、6.77%、5.70%、3.83%、1.48%。其中,我国年均增速高达19.02%,韩国、新加坡年均增速分别为16.67%、15.41%,东南亚地区的年均增速为10.22%。从这一变化可以看出,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ICT产业的不断进步,尤其是以我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ICT产业中日益崛起,持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在国际市场开拓、制定国际标准方面将获得更多机遇。
第二,数字经济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产业变革和创新加速,从而扩大ICT服务贸易发展空间。据麦肯锡预测,到2025年,数字技术形成的经济效益,将是下一代基因组产业的5倍以上、先进材料的10倍以上、可再生能源15倍以上。据华为测算,目前数字经济增速是全球GDP增速的2.5倍,预计到2025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将达23万亿美元,比2017年的12.9万亿美元(占GDP比重17.1%)增长近一倍。
信息通信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产业变革的重要动力。信息技术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加速融合,带动产品、企业和产业等多层面、多方位融合创新,显著提升制造业效率、管理精细化水平和高端装备产品附加值,形成以用户为中心的新型生产体系,促进了生产端与消费端无缝衔接,加快企业研发设计、生产管理、协同营销及众包、个性化定制、在线运维、供应链集成服务等新模式发展。
国际数据公司认为,到2021年全球75%的商业企业将使用人工智能。与此同时,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向工业、服务业、农业领域大规模渗透,为创新活动提供巨大的空间,推动全球价值链革命进入知识创新全球化的新阶段。全球新冠疫情将带来数字经济的新一轮爆发式增长,ICT在全球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尤其是电商平台、远程诊疗、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新业态新模式的应用场景、规模效应急增,必将带来后疫情时代的ICT服务贸易规模增长和模式创新。
2. 挑战
第一,我国ICT服务贸易将面临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竞争的压力。目前,发达国家在全球ICT服务贸易中仍占主导地位, ICT服务出口的70%左右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仅占30%左右。尤其是美国、欧盟为保持先发优势,加速在全球构建行业技术标准和贸易规则,以确立其垄断地位。同时为扩大本国就业、支持新技术发展,在ICT服务进出口方面实施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而印度在信息技术外包等方面已经具备规模、技术和人才等优势,菲律宾、越南、南非、墨西哥等国凭借成本优势,不断吸引全球信息技术外包业务,从而对于我国市场形成明显的竞争。
第二,各国针对ICT服务贸易的限制性措施增多。2008年11月以来,美国共实施了31项保护主义措施,影响了超过5万亿美元的贸易额,其中ICT领域成为“重灾区”。2019年以来,保护主义在实施方式、政策数量和扩散程度等方面愈发显著,尤其是美国单边采取不断加征关税、非关税壁垒、投资限制等措施,导致贸易投资摩擦频发,严重扰乱了全球ICT产业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美国于2019年5月发布了《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的总统行政令,旨在禁止交易和使用可能对美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威胁的外国信息通信技术和服务;2019年11月美国商务部公布了该行政令的实施条例草案,以审查涉及“外国对手”的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ICTS)的交易,并建立了审查相关交易的流程。此外,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为保护本国数字产业,也纷纷出台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等保护主义措施。
第三,中美经贸摩擦具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特征,将给我国ICT服务贸易带来更严峻的挑战。美国是我国信息技术引进和服务外包的主要伙伴国。中美关系出现的转折性变化,美对我国除发起贸易摩擦外,还出现了技术封锁和金融摩擦,特别是对我国信息通信等高科技企业的限制,ICT产业可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脱钩论”进一步阻碍双边价值链的合作。美国对华为、中兴的围堵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受贸易摩擦影响,2019年我国承接美国信息技术外包执行额仅增长2.9%,低于日本和欧盟水平。新近签署的《中美经济贸易协议》中,美方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严格的限制措施。
第四,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伴生的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增速下滑,可能导致保护主义加剧。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将带来国际分工格局和供应链的深度调整,也将使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今年4月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2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调为-3%。世贸组织发布《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下降13%~32%。联合国贸发会发布报告,预计2020—202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下降30%~40%。IMF强调,此次疫情将使发达经济体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预计2020年发达经济体增速为-6.1%。发达经济体增速大幅下滑,无疑增加了贸易摩擦局势和政策不确定性,导致金融危机风险上升。
(二)国内发展的主要优势与制约因素
1. 主要优势
第一,ICT产业的综合优势,为服务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信息通信技术正处于系统创新和智能引领的重大变革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新技术持续突破,并与制造、能源、材料、生物、空间等技术交叉融合,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重要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信息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将服务作为获得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从单纯提供产品和设备向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及系统解决方案转变。2018年全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10.7万亿元,占GDP比重达11.6%;其中,ICT制造业增加值2.2万亿元,ICT服务业增加值1.9万亿元。ICT产业高速增长将驱动服务贸易进入新一轮增长期。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互联网新业态新模式体现出较强的抗冲击能力,2020年上半年我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4.3%。
第二,网络基础设施居世界先进水平,为ICT服务贸易发展提供强大技术支持。我国互联网、物联网、无线宽带、移动终端、超级计算等技术和设施水平已位居世界前列,5G等重要技术领域和互联网商业模式世界领先。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4G基站数量占全球50%以上,已经开通5G基站11.3万个,互联网经济占GDP比重接近7%,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国际光缆已通达70多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建成面向新欧亚大陆桥、中亚、俄蒙、东南亚和南亚等全球重点国家的信息高速通道。
第三,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为增强ICT服务贸易竞争力提供了动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创新水平排名第14位,连续第4年保持上升势头。2018年我国在芯片设计领域拥有13%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居世界第三。其中,华为海思营收增速达到34.2%,增长率居全球十大芯片设计公司之首。根据普华永道思略特发布的“2017全球创新企业1000强”榜单中,软件与互联网服务公司按照研发投入排名,前十强中国占3位。
第四,庞大的产业体系和消费市场,为ICT服务贸易提供了巨大国际化市场。我国具有世界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服务业规模巨大,农业现代化潜力巨大,从而为世界各国先进信息技术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信息技术与一二三产业加速融合,在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的同时,扩大信息技术的应用场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正在颠覆传统的制造模式,给服务型制造带来崭新的空间。尤其是5G与产业深度融合,将推动智能制造、远程医疗、远程教育、智慧城市、智慧物流、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升级,并在智能终端、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等方面创造出大量新的供给。据中国信通院预测,到2025年我国5G网络建设将带动超过8万亿元的信息消费。
2. 主要制约因素
第一,核心关键技术自给率低,产业发展受制于人。尽管我国ICT产业已经具备了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但外源性技术供给仍是主要来源,尤其在核心部件、尖端技术、基础研究方面,如芯片、操作系统、底层操作系统等,仍与美欧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在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领域我国90%依赖进口,2019年集成电路进口额达3055.5亿美元。诸多核心集成电路,如服务器MPU、个人电脑MPU等领域尚无法实现芯片自给,主要是产业链各核心环节缺少长期的研发投入与技术积累,这种不利局面将影响国家安全和高技术产业升级。
第二,综合成本上升、专业人才不足,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竞争力减弱。我国人力、土地、融资、税收等综合成本上升,从而加速信息技术外包向成本更低的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转移。据测算,目前我国一个软件中高级工程师的成本是印度、越南、菲律宾的2倍左右,办公房租成本是印度的2倍①。ICT产业面临人才需求数量巨大与供给滞后、结构错位的矛盾突出,尤其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人才缺口严重。2018年《中国ICT人才生态白皮书》显示,2020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人才缺口达760多万人,其中大数据人才需求260万人、云计算210万人、物联网200万人、人工智能220万人。高端专业化及应用型人才的短缺制约了行业研发和应用深化,影响了承接系统集成等高端业务的能力。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ICT的人才培养、供给和发展模式与传统ICT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高校、企业、职业培训机构互动协同,形成可持续的人才供给生态是迫切任务。
第三,ICT产业生态不完善,服务体系尚不健全。首先,龙头企业在构建产业生态圈、引领新技术变革等方面仍存在差距。由于骨干企业整合资源和带动产业链能力不足,生态链企业缺乏深度合作,中小企业生存环境困难,尚未形成良性发展的产业生态,制约了整体产业竞争力提升。其次,融资环境较差。我国ICT产业尚未形成较完善的风险投资和融资体系,尤其是对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轻资产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制约了创新创业发展。再次,扶持政策力度不足。我国在支持ICT产业创新发展的资金、人才、研发、知识产权等服务体系方面,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随着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如何优化税收政策,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坚持审慎包容的市场监管原则,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已经成为面临的重要问题。
第四,ICT服务贸易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尚有很大提升空间。由于东部地区ICI产业发展早、开放度较高,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导致东部与中西部的ICT服务贸易发展差别较大。如,2019年我国软件出口合同执行金额10万亿美元的8个省市中有7个来自东部,合同执行金额亿元以下的有9个省份均来自中西部,2019年软件百强企业有89家集中在东部等。此外,中西部信息技术人才缺乏成为长期制约ICT产业发展的瓶颈。
三、推进我国信息通信技术服务贸易健康发展的创新思路
实施精准有效的服务贸易战略是以低成本获取全球先进信息技术,提升我国ICT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为此,要注重发挥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综合作用,在加强自主研发的同时继续发挥技术进出口的重要作用,尤其要针对核心关键技术、前沿技术、未来技术等加强全球开放创新合作。
(一)围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布局创新链,构建合作共赢的开放创新体系
实践证明,市场是企业创新的不竭动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开放合作创新是全球ICT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加速时期,拥有庞大的产业体系和近14亿人口的消费群体,为世界先进的信息技术提供了规模化应用的大市场,同时也为我国与美欧发达经济体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合作,构建互利共赢的价值链,降低“脱钩”和“断链”风险提供了基础,因此,要继续发挥“市场换技术”的优势,提高开放合作创新水平。
一要继续发挥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打造更佳营商环境,吸引全球ICT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设计中心、数据中心等落户,鼓励更多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信息技术领域外商投资。鼓励外资参与国家ICT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建立技术研发成果共享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要加强与驻华代表团、商会及其他驻华机构的联络沟通,宣介我国投资环境、增信释疑。
二要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国际创新合作平台。加强国家间和国际组织的ICT产业合作发展规划对接,特别要加强与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信息技术基础研究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应用等方面的合作,加强专利、规则、标准等领域合作,加强大学、研究机构、企业之间的科技合作和人员交流,建立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框架,积极参与区域和国际组织的技术交流活动,增强国际话语权。发挥ICT行业协会、信息技术产业联盟的平台作用,在国际合作研发、行业规则和标准制定方面发挥领导力,为我国ICT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创造更好的准入条件和运营环境。
三要完善国内企业技术开放合作创新体系。支持龙头企业承担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强企业技术创新中心建设,重点培育一批创新实力强、技术优势明显、产业化程度高的ICT企业,鼓励企业进行全球知识产权布局和使用先进技术进行海外投资。建设面向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加强科技园区、孵化器、众创空间的服务体系建设,依托高新技术企业孵化网络,扶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加大减免房租、政府奖补力度。探索技术与金融结合的新途径,发挥政府引导资金、产业基金的引导性作用,带动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社会资本进入信息技术领域。完善政府采购政策,推动新的信息技术研发应用。
(二)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完善技术攻关体制,提高核心关键技术自主研发能力
ICT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事关国家产业和经济发展与安全的命脉,也是决定ICT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关键。从技术引进规律看,当企业技术能力提升到一个较高水平时,通过购买方式实现技术升级的效应相对减弱,一是可获得技术减少,二是由于技术竞争导致国外对新技术封锁的可能性增强。更重要的是,核心关键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大多数是“买不来的”。为此,一要强化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实施ICT领域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计划,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战略制高点。以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为抓手,以重大技术攻关为主线,强化前沿性、基础性数字技术创新能力,重点加大对芯片、系统软件、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移动通信、量子通信、卫星定位、5G等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支持力度。高起点建设国际一流信息技术研发机构,加强省级以上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促进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等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应用推广。二要夯实信息技术创新基础。围绕数据科学理论体系、大数据计算系统等重大基础研究布局,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大数据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系统。三要完善成果转化支持政策。以政府为主导,建立ICT创新体系供需双方对接机制和深度合作机制,搭建ICT企业、行业和用户的平台,为信息技术在各行业渗透提供应用场景,实现技术与产业的“无缝连接”。
(三)以推动国际服务外包为重点,促进ICT服务出口,加速ICT企业技术积累
承接国际软件和信息技术外包,是提升我国ICT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扩大软件出口的主要途径之一,应进一步加大政策促进力度。一是促进信息技术离岸外包价值链升级。鼓励软件与信息技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服务含量和附加值,承接整体解决方案等高端业务能力,加快软件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云外包、众包等跨境服务和交付模式创新,支持软件企业通过合资、并购、设立海外分支机构等方式掌握国际前沿技术。二是不断拓展国际服务外包市场空间。一方面要继续稳固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信息技术外包市场,严格对发包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升软件质量认证的国际化标准能力建设,加强规则标准合作;另一方面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拓展新兴市场,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装备制造合作为牵引推动信息技术外包合作,带动运营服务、技术标准等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统筹规划全球海底光缆和跨境陆缆布局,通过建设“数字丝路”搭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信息技术合作平台。推动接包与发包并举,在技术出口的同时,输出标准、品牌和服务。三是推动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城市、国家数字服务出口示范基地等载体建设,针对ICT开放合作创新的机制、环境和模式,服务外包模式创新等方面先行先试并及时推广复制先进经验。四是充分挖掘中西部地区服务外包潜力。加强中西部网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东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发展的机制,提高中西部ICT产业和贸易水平。五是完善ICT服务出口政策。加强财税、融资及出口退税、贴息等政策支持力度,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基础通信网络等方面的投入。
(四)促进信息技术引进方式更加多元化
我国已经成为信息技术专利大国,尤其在5G、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领域已经具有世界领先技术,一些企业已经拥有大量专利技术积累,为“技术换技术”提供了筹码。为此,一要扩大专利交叉许可等技术进口方式的使用。专利交叉许可协议在发达国家企业之间广泛运用,其实现的基本前提是企业之间的技术处于基本对等状态,拥有彼此需要的重要专利技术。如腾讯与谷歌使用专利交叉许可协议,双方基本可以无偿使用对方专利。应引导更多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使用这些方式获得国外技术资源,同时通过签署专利交叉许可协议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二是实施专利网战略换取核心技术。专利网战略又称外围专利战略,是指企业围绕基本专利技术开发与之配套的外围技术以获取专利权的一种战略,企业在不具备研发核心技术和创立基本专利的条件时通常采取专利网战略,在对方的基本专利周围创立新的配套专利技术形成包围圈,迫使对方在实施基本专利时无法绕开外围专利技术,从而达到实施专利交叉许可的目的,以获取竞争对手的基本专利。三是继续扩大合资、并购、参股、控股等开放合作创新方式获得核心关键技术,尤其要发挥民营企业在国际并购中的优势,以技术优势带动产业链整体“走出去”。
(五)进一步拓展信息技术引进市场来源
目前美国是我国的第一大技术贸易对象国,尤其在芯片、系统软件等核心关键技术方面我国具有高度依赖性,要继续深化双边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相互依存关系,加强ICT领域的研发合作。但也必须看到,美国“脱钩”论和技术封锁的态势正在蔓延,应进一步拓展技术来源渠道。一是加强与欧盟、英国等欧洲经济体在ICT领域的创新合作,加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国家高层对话机制,积极推动双边投资贸易协定,为加强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芬兰、爱尔兰等国家的信息通信技术创新合作提供制度环境,加强ICT领域的产品、服务、标准、规则对接,深化5G领域的合作。二是加强与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亚洲区域的信息技术交流合作,在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框架下建立创新合作长效机制。三是加强与俄罗斯、以色列的技术合作。
(六)完善信息技术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
要健全多渠道、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发挥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短期培训等多种渠道,探索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产学研用”新模式,切实提升人才素质和专业能力。鼓励根据市场需求优化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的学科设置,探索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协会等产学研协作的人才培养机制,加快培育信息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方面的紧缺人才,形成一批高层次、复合型、国际化、创新型与实用型相结合的多元化信息技术人才队伍。不断完善人才引进的配套政策,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国外尖端人才,尤其是技术团队到国内创业发展,政府应为他们提供一定的奖补资金、融资担保、知识产权保护及安居乐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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